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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军民/文

贵州遵义道桥156亿元城投债展期20年的重组方案暴露了城投债问题的冰山一角，这也让城投债成了近期舆情关注的热点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根据报道，遵义道桥的这份债务重组方案显示：其所欠的155.94亿元银行贷款，按照重组协议，还款期限调整为20年，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，后10年分期还本。遵义道桥这笔155.94亿贷款的利息也从原来的7.5%降至3%/年至4.5%/年。这一方案让不少人担忧和唏嘘。

实际上，在遵义并不只是遵义道桥发生违约事件，仅2020年遵义就发生十几起非标债务违约案例；到了2022年，依然屡见不鲜。

放大来看，城投企业债务违约事件也在相关省市出现，以河南省为例，新乡、商丘、新郑等多家城投公司分别拟发行不超过5亿元、6亿元、10亿元的短期融资，均用于偿还有息债务。

这些非标债务的违约、借新补旧背后，无不凸显了城投债压力。有学者认为，未来城投企业债务违约将会继续增多，区域分化也将更加明显。

不可否认，城投企业诞生以来无论是对于增加地方政府可用资金，还是发展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一路狂飙的城投债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，以遵义道桥为例，根据遵义道桥2022年中报，截至2022年6月末其有息负债余额为457.54亿元，有息债务中一年内短期债务为141.41 亿元。也就是说，排除刚刚展期20年的近156亿元债务，遵义道桥还有另外300多亿元负债。

按照公开信息显示，2021年遵义GDP为4169.9亿元，财政收入1021.4亿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0.23亿元。与此同时，截至2021末，遵义市政府共计负债约1774亿元。实际上，这1774亿元仅是遵义表内负债，包括遵义道桥在内的各大城投公司的负债并不在这一范围内。

不难发现，无论是城投债余额还是城投企业整体债务规模，经过多年发展后这些数据均已翻了数番。以广投集团为例，该集团公司2022年三季报中长期债务达1460亿元，短期债务达612亿元，有息债务合计达2072.81亿元；该公司2021年年报亦显示，有息债务合计1747.42亿元。经梳理发现，10年前2012年有息债务合计为301亿元，10年间有息债务上涨近7倍。

对于破解目前城投债问题，有学者认为，一是地方政府要努力搞活地方经济，扩大税收来源，这是从根本上化解和防范城投风险的保证；二是推动城投公司资产重组，通过注入资产、资产重组等方式，增强城投公司信用质量，提高融资能力；三是稳步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，让城投公司产生造血机制。

实际上，自2016年起中央已发布相关政策促使城投逐渐剥离政府融资的职能，只是发达地区的强势城投企业已然完成了市场化转型，甚至走上了上市道路；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城投企业却转型艰难。

从2022年开始，可以看到政府对于城投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：中央层面强调要“完善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，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，从严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”，要“严禁在盘活存量资产过程中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”。之后，财政部又公布了8起城投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新增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。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规范城投企业投资，严控风险。

我们也看到，近期江苏、云南等地相继出台相关指导意见，明确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，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，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，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。

确实，我们应该提高警惕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，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，不能让“狂飙”的城投债成为新的“黑天鹅”。